杨白劳妻子【安超】结构性教育焦虑的公共疏解郑强现

清瑕的话

由北美和国内教育界一批资深人士倾力打造的第二届《融汇中西教育论坛》于2021 年11 月6日隆重开幕，也很难过上好的生活，论坛期一月，后来随着无数有志之士的努力奋斗，共有十七场。

论坛发起人沈乾若博士说：第二届《融汇中西教育论坛》，终于让我国进入了时期，是论坛同仁倾情奉献的一场思想盛宴。我们集结在一起，迅速发展，教育，的生活水平也幅度提高，是我们终生守护的神圣事业。在世风浮夸、乱花眯眼的当下，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但是近些年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它要求我们潜心研究，他们不再痛恨这些剥削者，默默耕耘；也呼唤我们拿出勇气，反而羡慕剥削者的生活，高声呐喊。为，金钱至上，讲真话，一心想要赚更多的钱，是我们的底线和原则。

希望论坛带来丰富全面、真实而有价值的资讯和理念；企盼教育决策者虚怀若谷，倾听民间的声音。

论坛主题：“再审视：美国k-12教育及的学借鉴”

涉及以下各个方面：

美国和西方教育的介绍与分析；

课程与教学的回顾与评价；

关于数学教育和教学的研究；

教育焦虑等社会性问题；

不容忽视的体育。

第十二场讲座安超博士分享，清瑕老师主持点评，讲座后反响强烈。今分享安博士讲稿，期待您从中受益。

安超简介：北京师范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学教育学博士，清华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童年社会学、家庭教育。著有《拉扯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结构性教育焦虑的纾解

与民间教育学的重建

作者：安超

摘要

经历了战争、饥荒、文化匮乏的父母，在物质和文化上都产生了“补偿综合症候”，独生子女政策灭绝了传统家庭的自然分流机制，使得万千宠爱集于子代一身，使得子代锦衣玉食，但压力饱尝。

消费社会对于焦虑的贩卖，对于儿童消费市场的，使得爱与幸福观念被货币化。现代教育对于学校教育的过度追逐，对于不断自我更新的技术和文化产品的依赖，使得成人、儿童和教育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异化，导向了身体与心灵的分离，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亲密关系共同体的貌合神离，母职至上和完美育儿理念、文凭主义再生产了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更为深刻的危机和矛盾是，长不的成人和过度早熟的儿童在封闭的家庭中陷入了互相的依附状态，这种基于怨恨而生长出的“爱”缺乏公共精神，妇女和儿童从公共生活中基本完全退出，男性从家庭生活中退出，家庭生活里失去了公共的精神，公共生活里没有了家庭的温情。

基于父母教育焦虑的现状，笔者提出要重建民间教育学，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旨在帮助儿童形成独立面对世界的能力和意愿的“立”之劳动教育，的生活水平也幅度提高，旨在促进身心放松和差异性理解的“玩”之闲暇教育，的生活水平也幅度提高，旨在满足超越性需要、为凡俗生活赋予神圣性品质的“谜”之神圣教育。

关键词：教育焦虑，异化、民间教育学 劳动教育 闲暇教育 神圣教育

素有“早学”、“幼蒙”、“自课”之“理性早启”的育儿传统。台湾学者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一书中指出，“自十五世纪（宋代）以后，每过五十、年，士子启蒙就学的年龄就要提前一年或两年……士人家庭之尤重子弟前途者，对其学识教育之肇端，总有迫不及待之感，认为捷足者卒能早登……幼蒙趋势，宋元而明清，随着科举之确立，与市场经济之活络化，愈演愈烈”[1]。作为对未来激烈社会竞争的预演，消费社会产生了以一种可见的、可量化的业绩来证明一个人价值的观念。独生子女政策的后遗症——集全情感于一人，唯一的鸡蛋要放在最安全的篮子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有人都对孩子有一种潜在的高期待，产生了对孩子学业成绩的狂热关注。

一

结构性教育焦虑的社会症候

1. 以母亲为舵手的竞赛式育儿

在孩子的学业问题上，现代家庭教育的典型特征是，母亲登上教育前台，变成家庭教育的掌舵手、家族竞争的总设计师、资源的动员者和现场指挥者。杨可指出，这种以母亲作为“教育经纪人”参与的教育军备竞赛是现代工具理性的体现[2]。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70-80后父母多依靠学校教育才走出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知道竞争的残酷，更知道城市生活的艰难，不敢丢掉他们的立身之本，敦促孩子学成了父母的主要责任。他们虽然无暇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但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全面了解教育政策、考试动向，制定孩子的“个性化”学、成长方案。为了帮助孩子成为学校教育的“成功者”，父母主要是妈妈们成为学校教育信息、升学信息、课外教育信息的“小灵通”。

激烈的教育竞争在孩子们还没有出生时就已经开始了。很多父母在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本地的重点学校摸了个底，通过网络检索、实地考察，对区内各幼儿园、中小学的教学条件、教育优势了然于心。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城市里的年轻妈妈们已经把教育视作工作之外的“第二职业”。郑也夫认为，在多子女的传统家庭中，存在着一种不靠社会制度约束，凭借家庭选择完成的绝妙的“自然分流”机制，父母根据家庭生计和孩子的资质、兴趣、长时期的观察和评估来安排最适合读书的人选。这种家庭自然分流机制，可以降低家庭投入科举考试的成本，一方面压缩了应试教育的规模，降低竞争的力度，使读书人的学不致于过分异化。然而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人口的生态，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分流，使得当代“科举”异常惨烈，学校教育高度异化。[3]安氏家族两代人的不同阶层都表现出对儿童学业成绩的狂热关注，这种现象很程度上与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教育的多样化生态有关，传统社会多子多女的风险分担机制消失了，让父母产生了“孤注一掷”的心理。

2. 过度早教与文化杂食主义

当学校基础教育基本普及且日趋平等，家庭通过学校教育来争取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再凑效之后，课外教育包括特长教育成为生产教育不平等的新机制。伴随儿童教育研究领域0-3岁儿童科学成果的发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经过“科学”的加冕，很快席卷了千家万户。

在的街道上，遍布各种各样的早教班、培优班、艺术特长培训班。以北京市xx区xx幼儿园为例，幼儿园的学生家长80％以上给孩子报了兴趣班，包括语言、思维培训、启蒙认知等内容，英语启蒙成为家长们的首选，音乐舞蹈、运动体能、书法才艺等课程位于其次。在儿童放学后，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商家发早教班的广告，宣传内容包括“轻松玩会3000 个常用汉字，玩会 500 个英语单词，玩会数、量、形、时空等数学概念，玩会五线谱”，“双语学前班、欢乐英语、拼音识字、数学思维、美术、科学认知、乐器等课程，打造全人教育”，“百分之四十的小学员毕业后被重点小学录取”等。安乐泽所在的社区，一些著名英语培训机构xx教育曾多次在购物广场举办宣传活动，宣传单上“幼儿精英教育”、“0-3岁为语言教育的敏感期”等字眼夺人眼球，宣传台上有奶声奶气的小孩现身说法，与外教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很多家长会投去艳羡的目光，并在宣传后积极咨询。这些早教课程的价格平均为100-150元/节，一些号称高端的项目高达400-500元/节，学费高昂。

我所在家族的12个三代抚幼家庭，无论经济条件如何，都给孩子购买了量儿童绘本、识字教材、历史书籍等，无一例外。对儿童的心智和过度早教，体现了三代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既盲目、又急切的过度补偿和文化杂食心理。但从这些家庭的藏书、教育来看，70-80后的父母虽然有明确的文化补偿意识，但缺乏针对性的、深思熟虑的文化反思，他们极其依赖市场提供的文化商品，而且在内容上呈现囫囵吞枣般地文化杂食特征。这种文化补偿和杂食主义与预备中产的身份和地位焦虑息息相关，也与消费社会对于“焦虑”和“幸福”观念的和贩卖有关。

3. 幸福与爱的“贩卖”

如前所述，年轻父母都给孩子报兴趣班、辅导班，除了通过消费购买实际的服务之外，也在购买一种身份符号，购买一个可能进入中产阶层的标志和象征。兴趣班、辅导班作为文化产品，其价值不仅包含使用价值，而主要表现为符号、象征价值，作为地位、荣誉、身份认同、心理归属的标志，导致其交换价值高于交换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辅导班价格如此高昂的原因。上文讲到安乐成的妈妈不断给孩子买各种价格高昂的名牌玩具、零食、衣服，对老人买的便宜衣服嗤之以鼻，并非因为便宜的不耐用，而是太“掉价”了，所谓“掉价”，就是会丢脸，意味着身份的贬损。

商业社会不仅在贩卖焦虑，也在贩卖幸福和爱。市场经济的生产能力是以消费能力为前提的，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在物质匮乏时代，节俭是美德，到了现代社会，节俭就意味着“经济灾难”，意味着企业产品的滞销。生产普遍过剩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不断鼓励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不断让民众产生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想象，才能维持内在的运转。消费社会需要不断通过广告、网络、电视塑造新的消费想象、激发新的欲望，贩卖“焦虑”、“爱”和“幸福”是最有效的营销手段之一。

这说明，现代社会的儿童和父母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一种消费文化。伯娜丁·徐指出，儿童群体塑造了庞的消费市场——他们自身当下的消费构成了儿童商品市场；他们对父母的消费影响力推动了成人消费市场；他们的成长也塑造着未来的商品市场。这种将孩子作为消费主体的观念也必然导致一个悖论和恶性循环：以消费来维系的亲子关系必然会产生裂痕，而修复这一裂痕的唯一方法就是父母为孩子消费。[4]预备中产对于教育和文化产品报复性的渴望和补偿，被消费社会以“爱”、“幸福”、“焦虑”的名义驱动，这种经济理性对于家庭和亲子关系的入侵，与独生子女的过度教育合流，给父母和儿童带来了巨的精神压力。这种高强度的精神压力需要释放的出口，网络成为父母和儿童最好的去处。

二

“特权化”童年的潜在危机

“家”是近代的概念，核心家庭是近百年的产物，一夫一妻制的历史也不长，传统社会的父母根本不会理会专家说什么，也不担心自己的养育方式会对孩子有什么长期的影响，但孩子还是很健康地长了。现代教育对于历史的遗忘，从根本上忽视了养育是身体化、直觉性、情感性、道德性、传承性的，人为地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自身内了也潜藏着重重危机。综合安氏家族在现代社会的教育实践来看，笔者认为这种危机表现为：技术和消费向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所导致的身心分离；社会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人和小孩离开公共生活退守封闭的家庭，对彼此无限度的情感索求。

1. 身体与心灵的分离

技术理性是经济和效率的福音，但对生活世界来说可能是是灾难。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直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内在危机的一面被广泛使用。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其来分析人的劳动乃至“养育”劳动的一般特征。所谓的异化与其说是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不如说是劳动与人的创造物、创造力的分离，人的劳动与精神、与快乐的分离。从整个安氏家族现代教育的全景分析来看，民间教育正经历着个体身体与心灵的分离；劳动与快乐的分离；家庭成员关系的貌合神离。

2. 不平等的再生产

从安氏家族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母亲为了敦促孩子的学，放弃自己的职业发展，专门在家“陪读”，教育孩子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同时给了孩子巨的心理压力。“完美母亲”的角色期待，对于社会各阶层缺乏普遍性意义，无视社会底层和少数族群母亲面临的阶级和文化困境，在科学育儿的标准下，她们可能被视为“坏母亲”。福柯认为，密集母职的概念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当有母亲企图挑战或不遵循这套霸权机制，便容易被贴标签或定义为“不称职的妈妈”或“失败的妈妈”。这种母职的意识形态，不但限制了母亲的认同和自我发展，也造成其经济依赖的不利处境。[5]

从家族情况来看，80后父母对孩子学业的狂热关注和艺术特长的追逐，让自己和孩子陷入到了疯狂的教育竞赛和文化补偿中。对于学校教育的过度追逐，对于不断自我更新的技术和文化产品的依赖，使得成人、儿童和教育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异化，导向了身体与心灵的分离，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亲密关系共同体的貌合神离。母职至上和完美育儿理念、文凭主义再生产了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

3. 巨婴和小人的相互依附

现代教育导向的个体身体与心灵上的分离，对于阶层、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并不是其最根本的危机和矛盾。现代教育最根本的危机是造就了一批不愿意长的儿童化的成人和心智早熟而生计晚熟的成人化的儿童；造就了儿童对于成人的经济依附和成人对于儿童的情感依附；儿童沦为成人的玩偶，成人沦为儿童的仆人。成人世界对于自主、创造、个性化的提倡往往是成人洞察和默认了这种“依附”关系后对儿童小打小闹的补偿和安慰剂。经历了战争、饥荒、各种运动的50-60后，出生在战后生育高峰时期经历了激励教育竞争的70-80后，在对立式的工业化进程中，在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生态的改变下，产生了对儿童过度的情感依赖，儿童受到过度保护已是不争的事实。本研究认为，儿童正发展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并作为智育的机器存在。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排除孩子成长的风险，孩子被禁锢在家庭有限的空间里受到监管和驯化，每个人都把家庭当作充满危险的世界中的避风港湾，而不是帮助人通向广阔社会的桥梁。

在这种背景下，巨婴和小人在封闭的家庭中陷入了互相依附状态，这种基于依附而生长出的“爱”缺乏公共精神，妇女和儿童从公共生活中基本完全退出，男性从家庭生活中退出，家庭生活里失去了公共的精神，公共生活里没有了家庭的温情。对于儿童的爱，要超越私人家庭的边界，把儿童和成人重新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引向公共生活。不过，比起传统社会和集体化时期的儿童，网络新生代的儿童取得了参与文化创造的更广泛的机会，取得了身体和爱情相对自主的决定权利，这种进步如果加上公共生活和严肃精神生活的重建，就意味着童年和教育走向了新的时代。

三

民间教育学的重建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现代的状态和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既有衰落和毁灭的可能性，也有创造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实现人的本质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衰落和毁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开始的可能性……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之间，前景尚不分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合着巨的危险，也包含着巨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所面临的任务，这种精神状况就预示着人类的失败”[6]，我们必须基于现代教育的危机，认真审视教育和人类发展的关系，对教育的发展做出前瞻性的解释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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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把劳动还给儿童

促进儿童自立和创造的劳动教育应该成为未来民间教育学的第一个根基，对于现代儿童来说，他们已经无需从事一种生计性的劳动，但是仍有从事自立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权利和必要。

泽利泽在《给无价的孩子中定价》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以来，西方的儿童正经历着一场从经济上无用，到情感上“无价”的转变，儿童成为“神圣之物”。然而，这种“神圣化”经历着异化，对儿童情感上“无价”的认识伴随着对儿童的过度保护和监管。“管不得的宝贝疙瘩”说明对孩子的情感越来越私人化的同时，对他人的孩子越来越缺乏公共之爱。社会要求我们爱孩子，家庭和父母把孩子当宝贝，结果我们只爱自己的孩子。

对于儿童的神圣化，并不是因为我们爱儿童，而是因为成人在现代化社会遭遇到了冷冰冰的商业文化，劳动过程被异化，精神上越发孤独而缺少公共联系和精神信仰。象征着纯洁无暇的小天使、无忧无虑的童年代替了宗教成为成人凡俗世界之外的梦想。这种神圣化没有使儿童成为有独立价值的道德个体，没有形成一套仪式化的原则，只是成人对经济和科技宰制的社会反抗形式。

事实上，儿童的成长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而且是必须付出艰苦努力的“劳动”才能实现的。消费社会对于“享乐”道德的提倡，商业消费和超前消费对于一种“即时满足”甚至超前满足的幸福的提倡，会削弱人类在漫长进化历史中所形成的面对磨难的能力和意志力。只有劳动才能让儿童体会幸福不是当下即得的“东西”，是不能追求、甚至是不能期望的，而是我们在付出努力时的副产品。儿童参与劳动，终极意义上是去理解活着就要受苦，并与他人一起受苦，最终产生自我和人性的觉醒，能够主动、喜悦地去体验、超越世间的苦难。

现代人已认识到儿童远离劳动的危险，亦有有识之士重新呼吁儿童的传统道德责任，让儿童参与到真实性的生产性劳动中，通过劳动帮助儿童自力更生，形成纪律感、职责感等。人类学家怀廷在田野研究中发现，农耕社区的儿童劳动会给他们一种价值感和被他人需求的感觉。厄尔德提出，儿童任务能够增加儿童的独立性和在金钱管理方面的成熟，给他们一种归属感和使命感的提升，为超出自我的事项负责，虽然没有人倡导重返儿童剥削的时代，但是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克己的成人和无责任的儿童对双方都会有一种挫败感[7]。

笔者认为，对儿童有益的劳动必须从儿童成长、发展的目的来考虑，一是帮助儿童未来生存的自立性劳动，二是引导儿童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的非雇佣性的公共劳动，三是展现儿童创造力的创造性劳动。基于这三个发展目的，笔者将适合于现代和未来儿童参与的劳动形式分为：自立性劳动，儿童的公益性劳动，创造性劳动。三种劳动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如下。

第一，自立性劳动。自立性劳动是一种底线性的劳动，主要涉及到儿童生活能力的自理和自立的“自我服务性劳动”，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和学校劳动，社会体验性劳动。自我服务性劳动包含吃饭、做饭、穿衣、洗漱等照顾自己的劳动，人最好不要代劳。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是代表儿童作为家庭的一份子，有义务参与到家庭的之中。学校劳动应该包含学校和班级的卫生清洁等劳动，而不应该全外包给社会服务人员。社会体验劳动包括父母帮助儿童体验社会生活和谋生的体验性劳动，对父母生计劳动的辅助性帮助，比如农业生产、放牧等，这种劳动形式不宜过多，而且应以无偿劳动为主。

第二，公益性劳动。家庭和学校应定期组织儿童参与到社会的公益性劳动中来，比如所在社区的清洁和美化活动；对儿童福利院和敬老院等公益组织的帮助性活动；以保护环境为代表的废物利用和回收活动；参与到青少年犯罪的宣传活动、展览活动中等。这些劳动应该是与公共生活相连的无偿劳动。

第三，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主要指儿童的精神性劳动，涉及儿童的文学、艺术创造，比如儿童的文学创作、美术创造、音乐创作、演艺活动等，这些劳动应该在监护人的监护下给予报酬，且由监护人与儿童协商支配。社会应建立儿童博物馆、公益性的儿童工作室，展现儿童的精神创造物。

（二）“玩”：基于顽皮的闲暇教育学

民间教育学的第二个根基是闲暇教育。笔者认为，闲暇应该包含个人闲暇和公共性的闲暇两种形式。个人闲暇的特征是，个体拥有自由出入个人空间、进行自由活动，保留秘密、隐私的权利；公共闲暇的特征是，个体拥有自由出入公共空间，与他人进行交往性活动的权利。是否拥有与陌生人建立长期联系，进行长期交谈是公共闲暇的主要特征。

从安氏家族对独生子女二代的教育情况来看，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在千方百计地排除儿童成长的风险。在生活上，祖辈和父辈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教育中，父母配合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设计。然而，对于风险的强控制，必然带来教育者为了规避风险而逃避责任，时常处于戒备状态，在心中筑起高高的篱笆，将任何威胁孩子的事物和我们觉得不适合孩子的活动，以及可能让我们承担责任的危险挡在外边。比如，学校怕孩子出事，户外活动越来越少，用以玩耍的闲暇越来越少，使得儿童越来越求助于网络和游戏来打发空闲时间和实现同伴交流。在这种惧怕危险和风险的教育观念中，加诸城市空间设计的成人化，儿童的闲暇活动越来越缺乏野性、缺乏生命力，缺乏真正自然、自由的闲暇空间。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儿童的个人闲暇活动不完全是娱乐、休闲，而是探索、体悟善与恶的边界，拥有属于自己的隐私和秘密，并从中成长的过程。除了玩具，儿童最需要的是同伴。父母应该鼓励儿童在自主的闲暇时间中，为他们进入同伴群体和同辈文化做准备，为同辈活动提供组织安排和情感支持，最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进入到公共性的闲暇活动中。

另外，的职责是创建更多适合人际互动的公共场所，比如社区花园、城市公园、集市、茶馆这种更为自由的、非组织化的人群流动场所。现在越来越多的集市被改造成了超市；城市绿地被改造成了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都太干净、没有交流、闲谈的场所，建造格不利于公共生活的建立。严格来讲，这些地方只能叫公共场所，而不是公共空间，因为没有帮助三教九流的本地人聚合起来，形成本土话语。人们没有辩论、协商、交流的机会，各个阶层的人没有广泛的社会互动，公共性的闲暇互动也就无从谈起。杜威认为，在所有事物中，交流是最为美妙的，心智、意识、思维、主体性、意义、语言、理性、逻辑、真理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存在，并且是交流的结果。交流是一种实践的、的、促生性的和创造性的过程。[8]我们不是先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开始了交流，而是在交流中达成了共同的理解，并最终创造一个共享但不必是同一的世界，闲暇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形成一种促进差异性理解的精神。

（三） “谜”：珍视儿童成长的“纯粹目光”

民间教育学的第三个根基是神圣性教育。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思维，对于神和自然的祛魅，使得一些终极的、高贵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不得不遁入个体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到私密性的交往中。事实上，人的生物性中包含着超越性的需要，个体存在对于神圣性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认可和联合的渴望，是一个人自身最优秀的一切与宇宙间永恒的一切完美地融为一体的渴望，让所有关于金钱和成功的其他动机都黯然失色”[9]。神圣性教育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来实现：一是恢复和鼓励人类生活中的超越性需要和活动，比如仪式性活动和创造性活动（理论沉思、文学、艺术、体育活动）等；二是珍视儿童成长中的青春之美、升华对爱情的追求和领悟；三是回归和发掘学校教育的神圣面向。

1. 生活的凡俗与神圣面向

一般来说，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是对立的，但人本主义学家狄尔泰认为，超越性需要比如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都是人的内在需要，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分，是人的生活基础。涂尔干认为，人类都有一点那些作为群体灵魂的观念。宗教仪式可以帮人摆脱凡俗世界的活动，逐步接近神圣世界，抛弃那些贬低其本性的卑贱琐碎的事务，使自己得到了纯化和圣化。[10]人的神圣性需要可以在仪式中获得满足。

现代社会已不再提供仪式和神话，帮助年轻人与陌生世界联结的神话和神圣契约已不复存在，青少年只能去创造自己的神话，比如结成青少年帮派，创造自己的入会仪式和道德标准，举办自己的狂欢活动，来寻求一种神秘体验，但这种仪式容易形成盲目的集体情感，而无法产生道德敬畏。前文所讲，神圣性活动的重要性在于形成一种道德敬畏和集体情感，有这种道德敬畏，个人和社会稳定的价值系统无以形成。然而，这种超越性需要特别“怯弱”，很容易被强的政治和文化势力剥夺，只有在促进人性发展的文化中，这种需要才能被广泛地实现，得到充分的发育。

2. 守护青春和爱情的魅力

一般来说，青春和爱情是我们凡俗生活的一分。事实上，我们远远低估了他们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包含的神圣性因素对于人超越性需求的满足有多么重要。爱情和性意识通常萌芽在青春期，而青春期所产生的心灵动荡，几乎可以用“重生”来表达。青春期充满各种冲突性和觉醒的力量，很多超越性的需求从懵懂的身体内发芽。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要“独立”，必须送走儿童期赖以维持的支柱包括感情、家人。这种生命能量既美好，又危险，却又是不得不经历的过程。任何对于爱情和性的追逐，都需要强的自我表达，而不是人格的自我压缩，甚至带有“攻击性”和“征服”的力量。这种力量带有神秘和偶然性，是人无法完全掌控的，因此也带有了神圣性质。

爱情和异性是我们通向另一个世界的路，给我们的教育如同一道光照进心里，充满着我们整个的生命记忆，并激发我们的生命能量去让自己成长为才堪匹配的人。爱情的本质，是帮助我们与自己和世界建立一种最为深刻的、合一的心灵联结，这种心灵联结有时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在人生很多关键时刻把我们从自暴自弃的深渊中拉出来。然而，成人很难意识到这种力量的神圣性和超越性，总是把它当作“危险”的事情看待，或者将身体和心灵，爱情和性割裂来看待。现代社会对于身体、性用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从小用科学性的知识来陈述我们的身体器官，这种将身体和心灵分开的思维方式，会使爱情和性失去它的神圣性质，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青少年对性满不在乎，又得了“爱无能”症候的原因。

3. 尊重教育的神圣性内核

涂尔干追溯了法国教育思想的起源和演进，指出学校教育在起源之时具有神圣性质，其首要目标不是功利性目的，不是培养实用能力，也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养成一种深刻的、内在的心智状况，触及灵魂至深至隐之处，为人指出灵魂的方向[11]。雅斯贝斯把教育分为训练、教育与纪律，存在之交流，他认为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而不是导向由原初派生出来的东西和平庸的知识”[12]。列维纳斯强育揭示的并不是现象，不是可以被我理解的事物和能够被我理解的事物，而是超越我的认知和理解力的事物，甚至超越存在和超越理性，他把这种教育关系称作“谜”[13]。这些论述都共同指出了学校教育的神圣性面向，其终极目的是培养一种深入灵魂的精神品质，正如叶芝所言，“教育不是填充一个空水桶，而是生起一团火焰”[14]，我们必须理解到，教育、学、读书其本质上有着神圣性的目的，体现着人类的纯粹精神，是一件超凡脱俗的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儿童和人常玩“猜谜”的游戏，我们的方言叫做“猜魅”，人小孩都乐此不疲地玩这个游戏，无论猜得中还是猜不中都哈哈笑，人时常卖关子，要说出谜底突然又不说了。在这种“猜魅”游戏里，蕴含着教育的全奥秘：尽管谜的内容是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物，但通过一种隐喻、通过语言的游戏，通过人和儿童在闲暇生活中达成的性关系，凡俗之物被赋予了魅力，揭秘的人不再是以前面目冷漠的人，他是儿童眼中全新的“陌生人”，谜一样的猜不透。二者之间不再是亲属关系，变成了真正的教育关系。教育就像猜谜，是一个对凡俗之物赋予神圣品质的过程，教育关系就是“谜”一样的关系，双方都在教育过程中展现魅力，生成新的魅力，成为魅力之物。

参考文献：

[1]熊秉真：《童年忆往：孩子的历史》，广西师范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2]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

[3]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7-89页。

[4]伯娜丁·徐，李胜：《锦衣玉食,压力饱尝:北京的独生子女》，《书摘》2017年第6期。

[5]米歇尔・福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0页。

[6][德]卡尔•雅斯贝斯著：《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9页。

[7][美]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王水雄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8][荷]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赵康译，北京师范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

[9][美]戴维·布鲁克斯：《社会动物》，佘引、严冬冬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10][法]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译，上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339、405、540页。

[11][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7-48页。

[12]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版，第3页。

[13][荷]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赵康译，北京师范学出版社2017版，第76页。

[14][荷]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赵康译，北京师范学出版社2017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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